招嫖诈骗是否一律构成诈骗罪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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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且复杂的罪名,其争议的核心在于如何区分“非法占有目的”与“民事欺诈”，以及如何界定“处分财产”的行为，基本案情与基本逻辑我们明确“招嫖诈骗”的基本犯罪模式：诱饵：...

这是一个非常典型且复杂的罪名,其争议的核心在于如何区分“非法占有目的”与“民事欺诈”，以及如何界定“处分财产”的行为。

（图片来源网络，侵删）

基本案情与基本逻辑

我们明确“招嫖诈骗”的基本犯罪模式：

诱饵： 犯罪分子通过网络、短信、小卡片等方式，发布虚假的“招嫖”信息，通常以低价、特殊服务为诱饵。
建立联系： 受害人（通常是男性）联系后，对方会以各种理由（如需要“定金”、“服务费”、“保证金”、“路费”、“安全检查费”等）要求受害人先转账。
持续诈骗： 在受害人转账后，犯罪分子会编造更多理由（如“被警察抓住需要交罚款”、“服务不满意需要加钱”等）要求继续转账，或者直接拉黑失联。
核心目的： 整个过程，犯罪分子无意、也不可能提供任何“性服务”，其唯一目的就是骗取受害人的钱财。

从表面上看,这似乎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：

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： 虚构了“可以提供性服务”的事实。
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： 受害人相信了对方能提供性服务。
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： 受害人向对方转账。
行为人获得财产，被害人遭受损失： 钱财被骗走。

在实践中,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主要争议焦点

争议焦点一：被害人是否存在“错误认识”？

这是招嫖诈骗与普通民事欺诈（商品质量不符）最大的区别所在。

（图片来源网络，侵删）

控方/法院观点（主流）：认为存在“错误认识”
- 法律保护的必要性： 如果认为嫖客因为从事非法活动而“自认倒霉”，那么犯罪成本将极低，会变相鼓励犯罪分子肆无忌惮地实施此类诈骗，法律保护的是公民的合法财产权，而非其非法活动的利益，即使被害人动机不纯，其财产权依然受到刑法保护。
- 认识错误的性质： 受害人的“错误认识”在于“对方会履行承诺的非法协议”，犯罪分子承诺“给钱就提供服务”，但实际上“只收钱不提供服务”，这本质上是一个履约能力的虚假陈述，而非嫖娼行为本身的非法性，诈骗罪打击的是“骗钱”的行为，而不是“嫖娼”的行为。
- 司法判例支持：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和各级法院的判例，绝大多数都将此类行为定性为诈骗罪，在（2025）最高法刑再6号等案件中，法院明确指出，为非法目的交付的财物，只要被骗取，就应当受到刑法保护。
辩方/少数观点（理论上）：可能不存在“错误认识”
- 双方均有过错： 这种观点认为，受害人和犯罪分子都有违法意图，双方的行为都违反了法律和公序良俗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法律不应过度保护“坏人”的利益，否则有违公平正义。
- “错误认识”的缺失： 受害人从一开始就知道对方可能是在骗钱，或者至少对此有高度警惕，他“处分财产”是基于对“嫖娼”这一非法行为的自愿投入，而非对“对方会提供服务”这一事实的确信，这种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基本不被采纳，因为它会打开一个巨大的法律漏洞。

小结： “被害人财产权受法律保护”是绝对的主流观点，错误认识”的成立在司法实践中几乎没有争议。

争议焦点二：被害人是否“自愿处分财产”？

这是另一个核心争议点,主要围绕“被害人意志”展开。

（图片来源网络，侵删）

控方/法院观点（主流）：认为是“自愿处分”
- 意志自由的相对性： 虽然被害人动机不纯，但在转账的瞬间，其意志是自由的，他基于“付钱就能得到服务”的判断，自主决定将钱款转出，这种“自愿”是诈骗罪构成要件中的“自愿”，它不要求动机的合法或高尚，只要求行为本身是基于其自由意志。
- 区分“敲诈勒索”与“诈骗”： 如果犯罪分子以揭发嫖娼行为相要挟，迫使受害人交出财物，则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，但在招嫖诈骗中，不存在这种胁迫，受害人是在“交易”的假象下“自愿”掏钱的。
辩方/少数观点（理论上）：可能不完全是“自愿处分”
- 被欺骗的“自愿”： 这种观点认为，被害人的“自愿”是建立在犯罪分子的全套骗局之上的，其自由意志受到了极大的扭曲，虽然形式上是自愿，但实质上是“被骗的自愿”，这恰恰是诈骗罪的核心特征，即“基于错误认识而自愿处分”，所以这个观点很难成立。

小结： “自愿处分财产”的要件也基本被满足，争议相对较小。

争议焦点三：此罪与彼罪的界限——与敲诈勒索罪、组织卖淫罪等的区分

这是实践中更常见、更复杂的争议，关乎罪名的最终选择和量刑。

招嫖诈骗 vs. 敲诈勒索罪
- 核心区别： 是否使用了“胁迫”手段。
- 招嫖诈骗： 核心是“骗”，利用被害人想嫖娼的心理，通过虚构事实使其“自愿”给钱，过程中，被害人（自认为）是在进行一场“交易”。
- 敲诈勒索： 核心是“吓”，通过威胁、要挟等手段，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，被迫交出财物，先与被害人联系嫖娼，见面后或事后，以“向公安机关举报”或“向其家人曝光”相威胁，索要钱财。
- 界限模糊地带： “软暴力”敲诈，犯罪分子团伙分工，一人负责与被害人联系并收“定金”，另一人扮演“警察”或“打手”出现，声称“抓到了”，要求交“罚款”，这种情况下，既有“欺骗”（让你以为真有交易），又有“胁迫”（让你害怕被惩罚），需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要手段和被害人恐惧心理的来源，警察”的出现是整个骗局的一部分，目的是为了让你交更多“罚款”，则仍应以诈骗罪论处，警察”的出现是真实的威胁，让你因为害怕嫖娼暴露而被迫交钱，则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。
招嫖诈骗 vs. 组织卖淫罪中的“诈骗”行为
- 区别： 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。
- 招嫖诈骗： 行为人自始至终没有提供性服务的意图和能力，其目的就是骗钱。
- 组织卖淫罪中的诈骗： 行为人确实组织了卖淫活动，但在交易过程中，对价格、服务内容等进行欺诈（如临时加价、服务缩水等），这种情况下，可能构成组织卖淫罪与诈骗罪的数罪并罚，或者根据主要行为定性，但如果其诈骗行为（如先收定金再拉黑）与组织卖淫活动无关，是独立实施的，则应单独评价为诈骗罪。

司法实践中的处理倾向与总结

定罪倾向：以诈骗罪为主流。 司法机关普遍认为，打击此类犯罪的核心在于保护公民的财产权，不能因为被害人动机不纯而放纵犯罪，将招嫖诈骗定性为诈骗罪，能有效震慑犯罪分子，维护社会秩序。
量刑考量：
- 诈骗数额： 这是量刑的主要依据，根据《刑法》和相关司法解释，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（通常为3000元至1万元以上）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
- 从重情节： 此类犯罪通常被视为“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电信网络诈骗”，具有社会危害性大的特点，可能会被认定为“其他严重情节”，从而在更高法定刑幅度内量刑（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）。
- 被害人过错： 虽然被害人从事嫖娼行为本身存在过错，但这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不被视为法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，法官可能会在酌情考虑时（如退赃退赔、取得谅解）予以微调，但不会影响罪名的成立和基本的量刑档次。
争议的根源： 争议的根源在于法律的价值平衡：是严格保护所有财产权，还是对非法活动中的利益损失采取“不告不理”或“自认倒霉”的态度，现代法治社会普遍选择前者，因为如果后者成为共识，将导致大量针对“灰色地带”人群的诈骗泛滥，最终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的财产安全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