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律价值客观说是否忽视了主观性与社会复杂性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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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 什么是“法律价值客观说”？我们需要明确其基本主张，法律价值客观说（Objectivism of Legal Values）是一种认为法律价值（如正义、公平、自由、秩序等）是独立于人...

什么是“法律价值客观说”？

我们需要明确其基本主张。

（图片来源网络，侵删）

法律价值客观说（Objectivism of Legal Values）是一种认为法律价值（如正义、公平、自由、秩序等）是独立于人类主观意识而客观存在的理论观点，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：

价值的独立性：法律价值并非由立法者、法官或社会大众的意志、情感或偏好所创造，它们像自然规律或数学公理一样，是客观的、实在的，存在于社会关系和人性需求之中。
可认知性：尽管价值是客观的，但人类可以通过理性、逻辑、经验、历史传统或某种“高级法”（如自然法、神法）来发现和认识它们。
评价的普遍性：基于这种客观性，对一项法律或判决的价值评价，可以也应该有一个普遍适用的、非个人化的标准，一个法律是否“正义”，不取决于“我觉得”，而取决于它是否符合那个客观存在的正义标准。
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：该学说主要为了对抗法律实证主义（尤其是分离命题）的“恶法亦法”观点，实证主义认为“法是什么”与“法应当是什么”是分离的，而客观说则坚持，一个法律体系如果完全背离了基本的客观价值（如正义），它就丧失了作为“法”的资格，即“恶法非法”。

代表人物/思想流派：

古典自然法学派：如阿奎那、洛克、卢梭等，认为价值源于神意、人性或社会契约，是普世永恒的。
新康德主义法学：如施塔姆勒，试图通过“可变的自然法”概念，在法律的形式中寻找永恒的正义原则。
某些形式的现实主义法学：虽然现实主义强调司法判决的主观性，但其背后可能隐含一种法官“发现”而非“创造”社会共识价值的客观化努力。

对“法律价值客观说”的深刻反思

尽管法律价值客观说为法律提供了崇高的道德目标和批判武器,但其理论根基和现实适用性面临着多方面的严峻挑战。

认识论上的困境——“我们如何知道那个客观价值？”

这是对客观说最致命的攻击,即便我们承认存在一个客观的“正义”，人类如何能够确定无疑地认识它？

（图片来源网络，侵删）

理性能力的局限：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、历史性的，不同时代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“正义”的理解天差地别，古希腊的正义（ dikē）包含着“应得”，中世纪的正义是“上帝的旨意”，而现代的正义则与平等、自由、程序紧密相连，我们如何能断言我们今天的理性就比前人更接近那个“客观”的真理？
“高级法”来源的模糊性：
- 如果说价值源于“人性”，那么人性是什么？是自私的？是利他的？是性善的？还是性恶的？对“人性”的不同预设，会导出截然不同的法律价值体系。
- 如果说价值源于“神意”或“自然”，那么这些概念本身是超验的、无法被经验证伪的，将其作为法律推理的基础，容易滑向独断和专横，成为“神权政治”或“意识形态压迫”的借口。
“共识”的幻象：客观说有时诉诸“社会共识”作为客观价值的来源，但“共识”本身就是动态的、充满争议和权力博弈的产物，多数人的共识未必就是“客观”的真理（历史上，种族隔离、性别歧视都曾是“社会共识”），将共识等同于客观，不过是给主观性披上了一件客观的外衣。

本体论上的质疑——“那个客观价值真的存在吗？”

从哲学层面看,价值的“客观性”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命题。

“事实-价值”二分法的挑战：以休谟和摩尔为代表的观点认为，价值判断（“应然”）无法从事实判断（“实然”）中逻辑地推导出来，法律调整的是社会事实，而价值是主体对事实的评价和态度，将价值实体化为独立于世界之外的“客观实在”，犯了“自然主义谬误”（Naturalistic Fallacy）。
价值的社会建构性：后现代主义、批判法学等思潮认为，价值并非“发现”的，而是“建构”的，它们是特定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，为了解决特定问题、维护特定权力结构而“发明”出来的工具。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”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核心价值，但在其他社会形态中则不然，这表明价值具有强烈的历史性、地域性和情境性。
价值的冲突性与不可通约性：客观说倾向于认为存在一个统一的、和谐的价值体系，但现实中，价值之间常常是相互冲突且难以比较的。自由 vs. 秩序，平等 vs. 效率，个人权利 vs. 集体利益，当这些价值发生冲突时，我们诉诸哪个“客观”标准来排序？似乎没有一个客观的答案，最终的取舍往往取决于特定情境下的权衡和选择，这本身就是一种主观判断。

实践上的危险——“客观说可能导致什么后果？”

抛开哲学思辨,客观说在法律实践中可能带来风险。

专断与僵化：一旦某种法律价值被宣称是“客观的、绝对的”，它就可能成为不容置疑的教条，这不仅会扼杀法律的灵活性，使其无法适应社会变迁，还可能被当权者利用，将自己的意志包装成“客观真理”，从而压制异见，导致法律专制。
掩盖权力与意识形态：宣称价值客观化的过程，往往是一个“去政治化”的过程，它将充满政治斗争和利益博弈的价值选择问题，伪装成一个纯粹理性的、技术性的发现过程，这掩盖了法律背后真实的权力运作和意识形态倾向，使得不公正的法律体系获得了虚假的合法性。
文化帝国主义：如果一种法律价值体系（如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）被宣称为“普世的、客观的”，并以此为标准去评判和改造其他文化的法律制度，就构成了文化帝国主义，它忽视了不同文明在法律价值上的多元性和独特性。

超越客观说：当代法学的新视角

对客观说的反思,并非要走向彻底的、虚无的“主观主义”，认为法律价值纯粹是个人好恶的产物，相反，它促使法学走向一种更成熟、更复杂、更具反思性的立场。

从“发现”到“建构”与“商谈”：
（图片来源网络，侵删）
- 建构主义：承认法律价值是人类社会在历史中建构的产物，是工具性的，旨在解决社会问题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是任意的，它仍然受到社会结构、实践理性、历史传统和逻辑一致性的制约。
- 商谈伦理学/程序主义：以哈贝马斯、罗尔斯为代表，他们认为，价值的客观性不在于其预先存在的实体内容，而在于形成价值的程序和过程，一个法律价值是“正当的”，不是因为它符合某个先验的客观标准，而是因为它是在一个自由、平等、理性、开放的公共领域中，通过对话、商谈、辩论而达成的共识，这种“程序性共识”为价值提供了“客观性”的保障，但这种客观性是动态的、可修正的。
价值的“主体间性”（Intersubjectivity）：
- 这是一种介于“客观主义”和“主观主义”之间的路径，价值不是独立于主体的“客观实体”，也不是纯粹孤立的“主观感受”，而是在主体间（人与人之间）相互承认、理解和交流中形成的，它的有效性依赖于在特定社群或共同体范围内的相互认可，这既承认了价值的多元性和情境性，又避免了陷入彻底的相对主义。
“弱客观性”或“反思性平衡”（Reflective Equilibrium）：
- 以约翰·罗尔斯为代表，这是一种实践性的方法论，我们并不追求一个终极的、形而上学的客观价值，而是在“普遍性的道德原则”和“具体的法律个案判断”之间进行反复的、双向的调整和校准，我们既用原则来审视个案，也用个案的经验来修正和丰富原则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、追求客观性的努力，但它承认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、充满反思的过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