票据诈骗与合同诈骗辩护有何关键差异？

摘要： 为通用法律文书框架和辩护思路，不能替代专业律师根据具体案情撰写的正式法律文书， 在实际案件中，辩护词必须严格依据案卷材料、证据规则和法律规定，由辩护律师进行个性化、专业化的撰写，被...

为通用法律文书框架和辩护思路，不能替代专业律师根据具体案情撰写的正式法律文书。 在实际案件中，辩护词必须严格依据案卷材料、证据规则和法律规定，由辩护律师进行个性化、专业化的撰写。

被告人姓名]涉嫌票据诈骗、合同诈骗罪案的辩护词

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：

[律师事务所名称]接受本案被告人[被告人姓名]及其家属的委托,指派我担任其一审/二审辩护人，在接受委托后，我详细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，会见了被告人，并对本案的事实、证据及法律适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，现结合法庭调查情况，发表如下辩护意见，恳请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。

辩护人的核心观点是：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[被告人姓名]犯票据诈骗罪、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其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，即便退一步讲，即便部分事实成立，被告人的行为也仅构成民事纠纷，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客观上未达到“数额巨大”或“情节严重”的立案标准，且被告人具有自首、退赃退赔、认罪认罚等法定和酌定从轻、减轻处罚情节，恳请法庭依法对被告人[被告人姓名]作出无罪或罪轻的公正判决。

第一部分：关于票据诈骗罪的辩护意见

控方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人主观上具有“非法占有目的”，这是票据诈骗罪的核心构成要件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九十四条的规定，票据诈骗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“非法占有公私财物”的直接故意，控方提供的证据（如被告人供述、证人证言、银行流水等）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，来证明被告人具有这一主观心态。

1. 被告人与持票人之间存在真实、合法的交易背景。 卷宗材料显示，被告人获取涉案票据是基于其与[出票人/前手]之间真实的商品交易或服务合同，被告人取得票据，是为了支付其对价的货款或服务费，而非凭空伪造、变造或明知是伪造、变造的票据而进行诈骗，这表明其行为在初始阶段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。

2. 被告人对票据瑕疵的认知，属于民事上的“重大过失”或“票据权利争议”，而非刑法上的“诈骗故意”。

   • 情况一（如票据是伪造/变造的）： 控方未能充分证明被告人“明知”该票据是伪造或变造的，被告人可能因经验不足、审查疏忽或被前手欺诈而接受了瑕疵票据，这种情况下，其主观上应评价为“过失”，而非“故意”，刑法上的诈骗罪要求的是直接故意，过失不构成本罪。
   • 情况二（如票据上有其他瑕疵）： 即使票据存在空头、与实际交易不符等瑕疵，也应首先通过票据纠纷、合同纠纷等民事途径解决，将民事领域的票据瑕疵，直接上升为刑事犯罪，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。

3. 被告人始终试图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，而非逃避责任。 在票据无法兑付后，被告人并未“携款潜逃”或“销声匿迹”，而是积极与持票人沟通协商，试图通过分期付款、以物抵债等方式解决债务，这一系列客观行为，恰恰反证其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，而是想履行合同义务。

   
   （图片来源网络，侵删）

控方指控的票据诈骗数额认定存在错误，不应将票据票面金额直接等同于犯罪数额。

1. 应以实际造成的损失为准。 在票据诈骗案件中，犯罪数额的认定应以给被害人造成的“实际经济损失”为准，而非票据的票面金额，本案中，被害人是否遭受了票面金额的全部损失，需要结合被告人已支付的对价、已履行的合同义务、可期待的利益等因素综合认定，很可能，被害人的实际损失远小于票面金额。

2. 应扣除被告人已支付的部分。 被告人在取得票据前或后，已经向[出票人/前手]支付了部分款项或提供了相应货物/服务，这部分价值应当从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，否则会造成重复评价，对被告人不公。

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票据诈骗罪的客观行为特征。

刑法规定了五种票据诈骗行为方式（如伪造、变造票据，使用伪造、变造的票据等），控方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其中任何一种，被告人的行为更符合“票据权利纠纷”或“合同纠纷”的特征，即因票据的取得、转让、承兑、付款等环节发生的争议，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之争，应通过民事诉讼解决。

第二部分：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辩护意见

控方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人主观上具有“非法占有目的”。

合同诈骗罪与民事合同纠纷的根本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“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”的目的，本案中，被告人不具备该目的。

1. 被告人有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意愿。 在签订合同时，被告人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（如拥有货源、资金、技术等），并且也确实部分履行了合同义务（如已交付部分货物、已支付部分预付款），其未能完全履行合同，是由于市场环境变化、自身经营困难、或与合同相对方在履行过程中产生分歧等客观原因，而非从一开始就意图骗取财物。

2. 被告人在签订、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虚构事实、隐瞒关键真相。 被告人在与[被害人/合同相对方]洽谈时，所提供的信息（如公司资质、货源情况等）基本属实，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“虚构主体”、“冒用他人名义”或“隐瞒真相”的行为，双方之间的争议，属于对合同条款、产品质量、付款条件等内容的理解分歧，属于民事范畴。

3. 被告人在无法履约后，没有逃避责任，而是积极协商。 如前所述，在出现履约障碍后，被告人并未卷款潜逃、隐匿财产，而是主动与对方沟通，提出解决方案，这正是其主观上不想、也没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有力证明。

控方指控的合同诈骗数额认定存在夸大。

1. 应以合同未履行部分的金额为准，且应扣除已履行部分的价值。 合同诈骗的数额，应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财物数额为准，被告人已经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，这部分价值必须从合同总金额中扣除，控方直接以合同总金额作为犯罪数额，是错误的。

2. 部分款项有对应的对价或属于预付款性质。 控方指控的诈骗款项中，很大一部分是被告人用于采购原材料、支付工人工资等经营活动的款项，或是在争议发生后，双方协商一致产生的债务，这些款项不能被简单地认定为“诈骗所得”。

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民事违约，而非刑事诈骗。

本案的实质是：[简述合同纠纷的核心争议点，如：因市场暴跌导致货物滞销，无法继续供货；或因对方延迟付款导致我方资金链断裂等]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清晰，有书面合同、转账记录、沟通记录等证据在案，这是一起典型的因客观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完全履行的民事纠纷，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，动用刑法武器，既无必要，也不公正。

第三部分：被告人具有多项法定及酌定从轻、减轻处罚情节

法定从轻、减轻处罚情节

1. 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。 （根据案情描述，被告人是在接到办案机关电话通知后，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；或是因其掌握的线索，公安机关才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），根据《刑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

2. 被告人认罪认罚。 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（或在部分事实上的认知）没有异议，并自愿签署了《认罪认罚具结书》，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十五条的规定，可以依法从宽处理。

3. 被告人积极退赃退赔，并取得被害人谅解。 （根据案情描述，被告人及其家属已通过变卖个人资产、借款等方式，向[被害人/持票人]支付了人民币XX元，并取得了对方出具的《谅解书》），根据《刑法》第三十七条及《刑事诉讼法》的相关规定，这一情节是重要的酌定从轻情节，甚至可能成为检察机关提出不起诉建议或法院判处缓刑的重要依据。

酌定从轻处罚情节

1. 本案起因复杂，被害人在本案中亦有一定过错。 （根据案情描述，被害人在签订合同时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；或其在交易中存在违约行为在先，激化了矛盾等），被害人的过错行为对案件的发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，在量刑时应予以考虑。

2. 被告人一贯表现良好，系初犯、偶犯。 被告人在案发前无任何违法犯罪前科，平时表现良好，此次犯罪系因法律意识淡薄、一时糊涂或受客观环境所迫所致，其人身危险性较小，具有较大的可改造性。

3. 被告人家庭困难，是家庭的唯一经济支柱。 （根据家庭情况描述，被告人需要年迈的父母、年幼的子女等），对其从轻处罚，有利于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。

总结与请求

辩护人认为：

1. 从事实层面看， 控方证据无法证实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，其行为更符合民事纠纷的特征，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。
2. 从证据层面看， 控方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清，证据之间不能形成相互印证的完整证据链，特别是对主观目的的证明存在严重不足。
3. 从法律适用层面看， 即便部分事实成立，其行为也未达到票据诈骗、合同诈骗罪的立案追诉标准，应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。
4. 从量刑层面看， 被告人具有自首、认罪认罚、退赃退赔、取得谅解等多项法定和酌定从轻、减轻处罚情节，社会危害性已显著降低。

基于以上理由，辩护人恳请合议庭：

• 如果采纳辩护人关于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，请依法判决被告人[被告人姓名]无罪。
• 如果合议庭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，恳请充分考虑本案的特殊性、被告人的主观恶性较小以及其多项从轻、减轻处罚情节，依法对被告人[被告人姓名]从轻、减轻处罚，并适用缓刑，给予其一个改过自新、回归社会的机会。

辩护意见,恳请合议庭予以采纳！

谢谢审判长、审判员！

辩护人：[您的姓名] [律师事务所名称] [日期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