合同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有哪些？

摘要： 合同诈骗罪，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在签订、履行合同过程中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，数额较大的行为，它属于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式，其特殊性在于犯罪行为发生在“合同”这一特定的民事活动中，根...

合同诈骗罪，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在签订、履行合同过程中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，数额较大的行为，它属于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式，其特殊性在于犯罪行为发生在“合同”这一特定的民事活动中。

根据中国《刑法》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,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：

犯罪客体

合同诈骗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,即它同时侵犯了两种社会关系：

1. 公私财产所有权：这是合同诈骗罪最直接、最核心的客体,犯罪分子的根本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。
2. 国家对合同市场的管理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：合同是市场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纽带之一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，不仅损害了特定受害者的利益，更破坏了市场交易中的信任基础，扰乱了公平、公正的市场秩序,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。

在司法实践中,合同诈骗罪被认为比普通诈骗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。

犯罪客观方面

客观方面表现为，行为人在签订、履行合同的过程中，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，且数额较大。

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理解：

行为发生阶段：必须是“签订、履行合同过程中”

这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关键，行为必须与合同的签订、履行有直接关联，如果行为人虽然也骗了钱，但与某个具体的合同无关,则可能构成普通诈骗罪或其他罪名。

诈骗手段：必须是“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”

在合同诈骗中，这些手段通常表现为以下几种法定形式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明确列举）：

• 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：根本没有这家公司，或者盗用、冒用其他公司的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。
• 以伪造、变造、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：用一张过期的支票、一张假的不动产产权证作为履约保证,让对方误以为其有足够的能力履行合同。
• 没有实际履行能力，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，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：这是典型的“钓鱼”策略，行为人本身没有履约能力，先履行一小部分合同或支付少量定金，骗取对方的信任，然后诱骗对方签订更大的合同或继续投入更多资金,最终骗取全部财物。
• 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、货款、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：行为人通过合同获取了对方的财物后，不是用于履行合同，而是直接携款潜逃,将财物非法占有。
• 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：这是一个兜底条款，涵盖了上述四种情况以外的其他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，签订“阴阳合同”（一份给政府备案，一份私下约定不同内容），或者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对方的商业秘密、技术成果等具有经济价值的利益。

后果要求：必须“数额较大”

这是区分罪与非罪（一般合同欺诈）的重要标准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，“数额较大”通常指个人诈骗公私财物在1万元以上，单位诈骗在10万元以上，如果未达到这个数额，则可能属于民事纠纷中的合同欺诈行为，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,但不构成犯罪。

犯罪主体

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可以是一般主体，也可以是单位。

1. 一般主体（自然人）：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（16周岁）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都可以构成本罪。
2. 单位主体：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机关、团体等单位，以单位的名义，为了单位的利益，实施合同诈骗行为的，构成单位合同诈骗罪，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,依照个人犯罪的规定处罚。

犯罪主观方面

主观方面必须是直接故意，并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。

直接故意

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骗取对方财物的结果,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。

非法占有的目的（核心要件）

这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根本界限，在合同纠纷中，当事人可能没有能力履行合同，但其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，而是希望通过协商、调解等方式解决，而在合同诈骗中，行为人从一开始就是为了“骗”，而不是为了“履约”。

如何判断“非法占有的目的”？司法实践中通常会综合考察以下因素：

• 履约能力：签订合同时，行为人是否根本不具备履约能力？（如没有资金、货源、场地等）
• 履约行为：签订合同后，行为人是否为履行合同做出积极努力？（如积极组织货源、准备资金等）
• 对财物的处置方式：行为人取得财物后，是用于合同约定的经营活动，还是用于挥霍、还债、携款潜逃等非经营性活动？
• 事后态度：在对方催告或合同无法履行时，行为人是积极沟通、承担责任，还是逃避、失联？
• 有无履约诚意：签订合同的目的本身是否就是为了骗取定金、预付款等？

如果综合判断，行为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履行合同，其签订合同只是一个幌子，其真实目的是非法占有对方财物，那么就应认定为具有“非法占有的目的”。

总结与区分

合同诈骗罪的构成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过程，核心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“非法占有目的”，以及客观上是否实施了法定的诈骗行为且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，在实践中，这需要结合案件的具体证据进行全面、细致的分析。